有限度想象

（1）尽管周遭尽是失魂落魄且手足无措的苦难群众，但拜媒体所赐的鸿福，我们的目力得到“矫正”，习得良好的机能，得以跳离亟待整理的纷杂乱象。

通过媒体的培训，我们为近身的种种安上马赛克，继而铺展目力上的逍遥行，把自己的眼，拖拽到远端的景前。

有时呢，媒体们极其生猛地，在地理上做出壮阔得穿刺。从而，我们的小眼珠子们，乘着传媒的翅膀，穿越此端的人间，直达彼端的美国。往往呢，美国的不美是要被揪出来的，如此，咱们视察到他人悲剧，从而消化了自己的苦水。

（2）昨日，上海的东方卫视秉承媒体的一贯做派，报道了美国失业率地持续性上扬，说其催生了惨象，导致大行慈善的“食物银行”（food bank）跌到库存不足的危机里。所说的“食物银行”呢，是一类福利组织的泛称，它们向无力果腹的同胞们，发放免费食物。

籍此，观众朋友们看到，一位“中年女性正向她闪着银色光泽、价格不菲的跑车型轿车的后备箱内装载着食品。”（引自网上的，该段新闻视频的“导语”）。而另有一位小伙，取好食物后去向记者吐露苦水，称其来取救济，全因当下在攒钱购车。他说工作地点太远了，脚踏车不方便，还是要买个小汽车来的便当。

如此的景象，难免有些触目惊心。这边厢的待业群众，以及时常难以果腹的“经济难民”们，在这种状况面前，大概是能呛出苦汁的。

（3）我们都得遭遇“自己定义”的（更全面的讲，是被自己和环境——包括平日使用的媒体们“定义”出来的）窘迫。

在不同的定义下，会有各色各样的不幸。但在被定义出来不堪里，我们对于不幸的某种感受，或者感受到的某些面向，是可以“等价”的。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是存在着在心理感受上的“公约数”的。

然而呢，无论怎么“等价”，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好像总是不及外国同胞们轻盈。透过一些媒体（当然，媒体自然是是不够真实全面）我们好像发现，外国佬们能在种种的不堪里体面地、健康的继续下去。反观我们呢，动不动就呆若木鸡，或者牵一念就哭天抹泪。

在失业问题上，亦是如此。我们的社会规矩，使得我们必须要用不安的、自责的、狼狈的心态来面对失业中的每一个日子。这里面，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呢，我们要掩藏失业的状况，要在人际里装出一种潇洒样来，另一方面，好像自己不去问责自己，让自己不好受些，就是不对的，就是错误的。

（4）由此，想到一部叫做《东京奏鸣曲》（Tokyo Sonata）的电影。电影描绘的是经济危机下的，日本普通家庭的糟糕样子。这当中，各人自有个人的悲剧，而失业问题，便是大部分不堪的导火索。

这出电影里，男主角和其昔年友好，一道失业了。却都要向自己的家庭隐瞒着，每天都打扮成出上班的样子，准点出门不算，甚至还得晚点归家。

电影里也有类似于“食物银行”发放食物的场面，但去取食的人，都保持着目瞪口呆的造型。两位西装革履的先生，也去拿食物，就显得很是突兀，很不对头了。当然，食物还是一视同仁的发出去了的。

然而过不了几日，男主角发现他的“难友“不来领食了，跑到人家家里去看，才晓得是全家人不堪失业压力，一起自杀掉了。这光是自杀还不有趣，电影里交代，这朋友在人前很是积极乐观，然后终究呢，仍是往绝路上走。

这便是不够“轻盈”的下场了，或者说，是因缺少“轻盈”的条件，而“应该”遭受的结局。

（5）由此，这里并无意去追究媒体的选题是否避重就轻、是否拿别人的不好来掩藏自己的不堪，也不去说报道的侧面到底准不准。而是说，我们是否可以借着这个而去琢磨一下，看看我们这个社会，究竟能不能轻松一点点，你我心间的不协和们，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些。

……

（1）一旦进入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的行列，呈现给公众的言辞便难免要有约制。

因而，在荧屏“公知”梁文道的文艺评论集《噪音太多》里，封三即有编者的“澄清”，说作者在此分明是个“私家知识分子”，又称其书内“随口道破，妙论横生，个人性情跃然纸上。但是，公共关怀又无处不在”。

书里打头的，是一组论说音乐的文章。自开篇《纯粹音乐怎么听》起，作者已将“文”与“道”的重荷搁进声音之内。而在音乐这一“纯粹”的“信道”里，一旦“文”“道”的负荷过多，超出了信道所能承载的容量，便难免有“噪音太多”可能性。不过如此一来呢，倒也和照应了书名，同时越发显出公共知识分子的“私人”性情来。

（2）在《强奸不遂的贝多芬》里，作者有感于男女在音乐赏听取向上的不同（比如男性偏好瓦格纳式的音乐，女性则钟情于浪漫派的音乐小品），从而介绍了种异常邪乎的音乐理论。

有位名叫苏珊·迈克拉瑞（susan maclary）的女性主义音乐学家，写了本叫做《阴性终止》的书，称古典音乐的结构和内容，多和男性性高潮模式暗合。譬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例子——“呈现出一个强暴犯屡屡意图闯关，但又次次被拒绝否定之后，骤而愤怒爆发的暴力。”

梁文道由此笑谈“音乐实在不是心灵艺术，而是非常肉体，还是个男人的肉体。”这一“艺术是肉体说”，该能乐见于唯物派们，因而我建议，在高校的《艺术概论》课里，加上特别唯物的苏珊大姐的观点。

（3）其实，佛洛伊德早有主张，说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来自本能欲望，是“力比多的升华”，而所谓“力比多”，能够“泛指一切身体器官的快感”。

要按着这一说法啊，男性音乐家们在五线谱上就真能画出团团肉体来了。我们看哦，旋律呢，就该是肌肤与身体曲线了、和弦们是肌肉、节奏们呢，则是骨头架子……

（4）由此再扯开来，便有笑话说了。

今年春季，上海音乐学院也发了春，搞了一场名唤《白娘子·爱情四季》的“音乐剧场”来。大家伙拿交响乐配上京剧，外加各色媒介，终于造出一种超级杂种来。

《爱情四季》里有一夏季，多么火辣辣，自当是发春完毕，继而身体力行的好季节。于是作曲者用了描绘性极强的音乐，来反映白娘子和许仙先生搞来搞去的场面。那段曲子据说有好几次疾速地推进，但每次之间又有一些不合“情境”的“中场休息”。

基于这个情况，工作组成员诚恳询问作曲者“老师啊，为何一下子安排出那么多的高潮来啊？”。作曲者的回答是——“因为人家是神仙和人在搞吗”。

……

（1）靠着影片《海盗电台》，遭遇了史琪特·戴维丝（Skeeter Davis）的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片子里，电台被政客们逼到关闭的边缘。到了临别时，线号末梢的大众们，与海面上的DJ们一道，靠着这首少女的心事歌，显出诀别的情调，做出最后的调情。

确是情殇之歌啊，而傻姑娘们浅而纯的心思，总令我有同步落魄的错觉。然而，好玩的是，歌者哼出的末日世界，本非失恋后的俗套心情，实乃制歌者与父亲诀别后的瞬间空白。痛失父亲后的恍然与哀绝，到了听歌者耳里，变成爱侣弃你不爱时的意乱情迷，断难嚼出亲缘终结时的凄楚。

（2）昨是父亲生日，原想赠本卜劳恩的《父与子》画集，算是领薪后的必要反馈，也显示些财务自主时的畅快心意。岂料，首份工作辍于起线之上，而旋踵之间，财务的窘迫已然大显。于此不幸之间，早无心力再做必要的消遣。因之，画集只有按下不赠，以免碰翻，老父唇舌里的棍棒；也防挑起，啃老者赐予全家的彷徨。

（3）亲子间的温爱是世间实践着的第一道爱意，但终有退居二线的时刻，这是断难逆转的。由着种属意志的驱使，子女的爱意必往下游偏转，临到某一时日，子女们就在冥冥中有了抉择，要将蓄积的爱意，义无反顾的给家庭之外的陌路人。这是人间实践的第二道爱意，于子女这边讲来，更会加厚一层，而靠着两道爱意的轮回，人间便有了永续的痛与连绵的愁。

（4）然而有时，前一种爱会被第二种爱侵犯，从而含混到一起，成为一种疾患。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希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大作《十诫》（The Decalogue）之中，专有一段，叙说丧母之家里，父亲与暗恋父亲的女儿之间的，扑朔迷离的血缘与乱作一团的情感。而俄国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Aleksandr Sokurov）的《父子迷情》则迷的更加彻底，父女间的故事讲光了，竟将父子之“爱”拿来作戏。

（5）张爱玲评说母亲给向子女的爱，称“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然而所谓的爱意，若正本清源，又有多少脱得开其所谓的“禽兽”心理？万千的善，大多靠着这些不上台面的兽性，渐渐推演与变种出来。

（6）回归到史琪特·戴维丝的世界末日里，想来两种爱意，殊途却可同归。虽始点不一，却可享得同一份的末日。

（1）长假之于待业群众，总是薄情寡义，难将公众的欢愉尽兴施予。你想啊，在待业者的眼里，时间总显多余，再长的假期都只是虚情与假意，而过去攒来的钞票呢，都似长出了长翼，瞬间就有告罄的嫌疑。此番情况里，漏了个精光的，便是为自由埋单的气力。

我是遭殃的少数派，你们开派对欢愉，我只可趴家里哭泣。偶尔翻翻书，见着的也多是触目惊心的字句，譬如今之所见，最扎眼的，要数那句至圣先贤孔老夫子的痴语。那老先生说的是“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出自《论语·述而》，后在《史记·伯夷列传》复现。）

（2）这番话语，若直接植入当下的语境，真能狠狠扯乱失业者本已凌乱的心弦。且看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富贵若能求得的话，即使做拿着鞭子趋人开道的差事，我也愿意；如果不能求得的话，那就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

乍一看，这位大圣，是把过日子的步步方案都盘算妥当了。首先呢，有来钱的活干，咱就干起来呗，就是那种挺下等的，既得侍奉他人，又要耗自体力的活计，干干也无妨吗。其次呢，要是难有致富的途径呢，那拉倒，就去逍遥自在了啦，多少也顺顺自己的心啊。

（3）然而，稍稍网搜一下，便知孔先生尚无意作出如此的盘算，看似痴劲十足的话里头，自有其另一番意思。而要把这番话语，当作对失业群体的体己话，便是不妥的了。缘何呢？只因误会了“富贵”二字。

没错，“富”确是“收入”和“工资”，“贵”也当是“头衔”和“地位”，但孔先生年代的富与贵，是不同于当下的。

春秋时期，周朝虽然严重式微，但“主旋律”还是要唱唱的，符合中央口味的政治宣传是啥呢？正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食利者惮于实力派，于是教导你，让你少去妄想，少去惦念“富贵”，也教你相信，“富贵”是种先天的命运，你我靠着一点微薄之力，是捞不上来的。

（4）虽是命定之事，但有时候，我们拿命来卖，全身心的，彻底的“卖命”地干，或能将命中的“穷卑”驱逐，从而领受一份带着血汗的，悖反命运的“富贵”。

且看当下，“从吾所好”者多是“富贵”之后的顺延，要杜绝“富贵”或者放弃“富贵”而自动的“从无所好”，确是少之又少了。大凡现在顺心而为的同胞，过去都有一把“卖命”的历史，真是滴血溅泪啊，尽是可以写进《读者》杂志里去的好素材，是足以教你感动得一塌糊涂的。

（5）“富贵”不由天定的乱世，是会惹毛孔先生的，但真能伤到他心肝的，估计还是“从吾所好”的万般艰难。遗憾啊，“从吾所好”必须经由“富贵”，前者被后者覆盖、湮没、控制、劫夺。这种境况，对任何一个崇尚自由、尊重自我的人而言，都是一种桎梏啊。

（1）一个乌合之城，是一个丢落内核的，虚劳的集合体。城市不诚实，哄骗你我，使其哄闹着进入，晾干真纯的血液，浸入虚浊的逻辑里。

对未来尚存昏庸梦的年轻人们，要从粗糙的肌理里集体逃逸，他们合力一跳，落入细腻、精密、庞杂、壅塞的结构里。城市的逻辑便被刷到身上去，狼狈的膜被帖到累赘的肉身里。在新鲜的秩序里，旧的手足被纷纷折去，但思绪是顺着惯性滑下去的，它的弦更难崩断，需要非常大力地扯与揪。

（2）一个大型的节事活动，赐予了城市自我公关的良机。上海的世博会之于这座超级肥城，便是一次关键的机遇。能够给到一种凶猛的力，直接崩断乡野化的神经。

“标语”是浓缩这种公关效能的工具，且看上海世博会订立的标语，会发现中英文的表述间存的意义上的畸变。这种变形，催眠了市民。

中文的口号，直露的表述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掷地有声的断语，砸出了一块语言的烟幕，里头飘散着这样的判断，即城市本身可使生活变成“好”的状态，而与城市相反的生存模式呢，生活的状态就未必是美与好的，甚至可以是不美和不好的。

在英文的表述中，节事的运作者做了技术性的处理，只给了一种合乎情理的假设，表述为“城市越好，生活越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呈现的是一种X越如何，Y就越如何（the greater the X, the greater the Y）式的描述。

在英文标语里，判断并未先走一步，述及的一切只落在“城市之好”与“生活之好”的统一上。在这个陈述里，我们可以质疑“城市之好”，譬如寻求高效、谋取扩张等等所构造出的“生活之坏”，而这样的状态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世博会所要探讨的题目。

而中文的表达，则不加佐证的灌给了市民或公众一条铿锵的讯息，即城市，城市本身，是在让生活一点点变好的。它叫我们坚信，城市对居处其间的人怀有温爱，又让我们迷迷糊糊的觉着，乡野是未必拥有这一功绩的。

（3）上海的媒体多有忧患，觉着自己和同行的工作都没做足，使得上海世博会的报道有些黯淡和边缘。举国上下曾经长期的关注过奥运，而对于世博，好像少了许多的爱。

这不难理解，标语的陈述，已给世博的宣传构造了大碍，毕竟，城市在这个狼狈的大陆上，只是一种繁复但却微弱的点缀，更大的范围，其实是“不美”与“不好”的。

对于期间的人们来说，对于这个标语及其背后活动的拒斥，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1）新生的媒介不会把旧有的玩意儿们赶尽杀绝，后者往往能在困窘的形式中探找到新的寄居空间。通过对结构和功能上的多少有些被动的改造，旧媒介总能在媒介之林中留住块阴凉地。

改造和革新往往是靠着“扬长避短”而非“取长补短”来进行的，旧媒介得抛弃弱者的心态，要积极地观察外界和折腾自己，以使自身的个性化的潜能在险境中显现。个性化往往意味着受众群的狭窄化，但依照泽被众生的“长尾理论”，任何一种个性化的区域内都有大把大把的受众有待伺候，于是呢，旧媒介的命也就能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中延续下去了。

这一过程呢，表面上看上去很是不美，可被简单的定性为妥协和退守，但反过来往好处去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妨把它视作探找自身力量并且将其准确释放的过程吧——受众面狭窄了，但自身的性格也清晰明朗了。

（2）适逢上海人民广播诞生六十周年，才来谈论旧媒介寻求不死的门道。

此处的六十岁的广播，仅指为权利机制全面挟持的广播。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的空中已有了广播电波们的身形，“人民”自建广播台也在那一时期扎堆显现过。而在“人民广播”取代“人民”建立的广播后，广播的威力被政府全面协调，这被肃清的语境也给到了广播更大的力量。

如今，曾经力大无穷的人民广播，也已步入花甲之年，其血气势必淡弱不少，但作为一种旧媒介，它的生存空间绝不至于全面瓦解。

（3）皇后乐队在radio gaga中为无线电唱了个饱含深情的哀歌，表达了依靠电视进行的音乐传播的困境。

歌曲的开首便是：“独坐着望着你的亮光，年少时的每一夜中的唯一朋友，我需知道的全部，都从收音机中听得。”（I'd sit alone and watch your light. My only friend through teenage nights. And everything I had to know. I heard it on my radio.）

回首自己的幼稚时光，伴随我的媒介是落后于时代的。由于视力过早的不好起来，电视便被撤出了我的生活。想以此阻断视力衰弱的愿望没有达成，但却让我由此结下了与广播的缘分。

（4）最早听的广播是990千赫的《百灵鸟》与《快乐少年》。1197千赫的《空中茶馆》、《笑声与歌声》还有上海滩上名气很响的《滑稽王小毛》，以及792千赫的《东方大世界》与早期的《上海潮》。

当时的广播节目，在现进听来会更显精致和亲切。“百灵鸟开始广播了”是特别滋润心田的话语；制作的很是考究的滑稽广播剧《王小毛》虽然可能不甚搞笑，但却自成一格，显尽了广播自足的声音魅力；《东方大世界》是目前似已难觅踪迹的互动式综艺广播；而在早先的《上海潮》中居然还能听到比较谦和有礼的的声音（该档节目的主持人之一“渠成”现已变换为一个十足倨傲万分霸道的主播）。

（5）有一个遗憾——调频广播的缺位。

在我的广播黄金年代中，FM是从不涉足的区域。当时的FM接收起来似乎更加麻烦，调起台来更加费劲，而其中充斥的流行音乐或许也能让幼稚状态的我感到陌生和遥远，但与FM没有接触的根本原因在于收音机本身的限制，那台后来被我不甚砸毁的“红灯牌”收音机只给了我听取AM的机会。

在这层意义上，我与音乐接触的早期机会便丧失掉了。在当时，AM与FM有着各自的分工，后者也被唤作立体声广播，表示了其在传播音乐上的先天优势。如今FM在继续音乐优势的同时也已吸纳了原先AM中的电台，而原本干净的AM电台已经被噪杂的电波干扰声包裹，就像广播本身，正被其他的种种的媒介围困和侵扰着一样……

在媒介们建构出的仿真世界里，童年是边缘的，是被忽略的，是让群狼追逐的绵羊，是无比多余的素材。而仿真的世界啊，是很贱的，当我们推开它周围透亮的窗——完成这一推动只消揿动一些按钮或叩击几次键盘，很贱的世界便喷溅出来了。在这种喷溅的过程里，一群群的童年过地早消逝了。那些鼓噪在耳边的声响们与涂抹在眼前的色相们，逼迫童年们死去，使其萎缩成一份童话，属于大众的童话。

童年在媒介建构的世界中被一块块的晒走，终于形骸不存。而青年呢，却正相反，因为影音世界的偏爱，青年成了一种逼挤不走的状态。那些靓丽无比的人形，恰到好处的年龄，纯真美好的神情，全都攀附在荧屏上，黏着在网路里，擒拿着公众注意力。

在媒介的国度里，所谓的“真相”是用年轻的手捏出来的。

而我们，仿佛要老朽了，至少，青年中的一份章节，兴许是那最为醒目和流畅的片段，正在茫然地湮灭。消逝了，必须消逝了，伴随一些仪式，在轻质的衣衫上附上黑蓝色的孢子。这章节呢，便就严正地，堂皇地，急遽地破灭了。

在它破灭之前，未见花朵，唯有泡沫。泡沫被想象填充，想像被篡改世界的媒介们带动，伪造世界的媒介们催眠着我们，而真实的世界呢，成了一种对伪造而出的光影们的验证，如若验证成功——那几于不可能，便是最大的欢喜，认知和行为就能和谐一致起来。而在大概是全部的情形下面，“生活的实际”和“媒介中的实际”是很难步调一致的。

靠着对青年状态的虚弱无力的认知，便能将身边脆片般的真相轻松捏碎。

（1）对邪恶的听之任之，真能助益它的日积月累。尽管并非存心作恶或助恶，但若真要有了操持恶行的机缘，行动起来就能娴熟流畅，至少恶心感能避掉不少。心口上少了几道必须的屏障，内心间或当要有的冲突就会全数萎顿下去，那样呢，不协调的苦态便会微弱的不堪顾及，而只消摆出无所畏惧的酷态，便可通体舒爽地把良心拧作稀巴烂。

行为是能催逼出信念的，特别是对信念浑浊、自我识别度不高的人而言，放任自流的姿态启动了先斩后奏的程序，稀里糊涂的行为便能折腾出离奇古怪的信念来。若稍微留心观察一下自身，是会觉察到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心理倾向间有着暧昧的互动，有时，二者还是螺旋着上涌的，随着不协调感的不断丢失，信念也就适应了行为，并为行为服务，以谋求自我的一致。

（2）某君购入电视一台，荧幕上的景象左右摇摆的厉害，叫他生出不爽。他搬去修理，结果反倒被维修人员修理了一回大脑。维护人员教育他：“它摇晃你也摇晃不就得了，你发什么颠啊，还屁颠颠的抱它来修，你脑子坏掉了啊，你不会跟着它摇摇摆摆吗。对！就这样摇摆啊，左右摇摆啊，继续摇啊！我说你别竖着上下折腾啊，你别蹲了又起来，你左右摇啊。对对对，保持，继续，你现在看东西觉得舒爽了吗？”

面对周遭多少有些不靠谱的环境，更易它谈何容易？而更易自己的成本就低了很多，于是便利之门打开了。而谈及更易自己，首先要做的也不是违心地肯定外部环境，而是只需无意识的做些小动作即可。从细微的行为开始吧，一上来先悠着点慢着些，慢慢加重行为的烈度，渐渐的有层次的调教自己，让自己迟钝一些，再迟钝一些，去舒爽无比地融入环境，享受和谐的妙境。

（3）拖延，像其他放任的行为一样，会在初始阶段对自己构成伤害，叫自己坐立不安心神不宁。然而呢，拖到了一定的限度，一切就变得和畅了起来。而反复的，在多个事件上经历拖延的过程呢，拖延也能变换为一种固定的姿态，成为自身的信条。

项目管理就有一说叫ALAP（as late as possible），据说也不是一种坏词，照样能把该做的东西统统搞出来，还能常常办的更具效率更有创意。由之，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是否拖了，拖了多久，而在于拖延产生的另一种破坏力——让你丧失对问题存在着的认识。譬如说，咱去拖延做论文，拖啊拖，揪心的拖再舒畅的拖，渐渐的呢，一份信念就升腾出来了，那是咱所无法意识到，即“自己已经决心不去往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