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度想象

（1）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音乐一直倚靠复现自己来惹得受众的欢喜，不断修正和磨砺的演绎，给出不断叠加的聆听体验，为我等耳笨脑拙之辈制备了丰富的感受空间。听者籍着与音乐的重逢，在纷繁的声音信息里索得发现的惊喜或共鸣的欣悦，从而实现音乐价值的稳健延伸和积极兑现。

正是仗着音乐“易于”且“需要”被反复使用的个性，一些正牌唱盘的价格才会高过同级别的影碟。音乐产品，像大多数的传媒产品一样，有着公共商品的属性，它的价值难在一人一次的消费中脱落，相反，却在多人多次的消费里增值。

这是消费者的福气，却是音乐产业需要时刻警惕的幽灵——如果音响确难“高效”或者“有效”消蚀，无法从市场里有步骤、有预谋地驱逐、淘汰掉，那便触及了消费时代最大的忌讳，即难以“废”掉现有产品，无法为后续产品清理出干净的生存空间。

（2）如何招架这一形式，将音乐物化或是一种有效的做法。对于大多从未收获真正音乐教育的人群而言，音乐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形态（许多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群其实仍难有效释解音乐），是一种有潜质被能虚构所解释的名词，而音乐产业，依靠某种解释力上的霸权，成功的将音乐从无形的灵体变成有形的物质。这是音乐的凄惨转身，至此，对音乐的使用化为对物质的占有，对音响的收揽和对声音的昏忙地囤积。

一旦被物化，便拥有了寿终正寝的机能。在这一基础上，被装入唱片的音乐还嫌不够，它不但期待被后来者湮灭时的快感，更希求一种高效率地死亡。于是，一些至其速死的毒素，被灌入唱片，以使其契合消费时代的代谢规则。

由此，物化的音乐变成就了音乐的“雾化”，这是一个纯度和清晰度下调的过程，是给予音乐产品更多音乐以外的物质气质，以加速其堕为快速消费品的过程。

（3）另一方面，媒介的演进也催化了音乐物化的过程——载体的轻盈导致了内容的凋零，这是一桩极大的憾事。这种不断物化的过程，照应了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讯息”的理论。

照着麦氏的分析，则注定地，音乐还会进一步地崩离原旨，在未来的某一刻，我们对于音乐的关注，将仅剩对音乐载体的爱意，至于对音乐信息的探究，也将仅是对媒介与渠道的追讨而已。

过去，一爿磁带，能被兴奋获取，反复播放，直至声线走形吱吱嘎嘎为止。现在的数字音乐则是足以随时截获、鼓励轻松占据的东西。数字载体，并非有形的物体，却拥抱着音乐物化后卑劣的特性。而网络硬盘、分享机制、甚至“豆瓣网”等鼓励曝光用户音乐收藏的新型媒介，则更大限度的加速了音乐物化与非音乐化的进程。

……

音乐剧（musical）这一舞台表达方式，与现世的都市人似有天然的亲缘，它们的观众不必调教，却能自动地皈依，纯然地服帖。在舞台演出地位尴尬的当下，这种样式可谓逆势而行，讨得大众的爱，建构出自身存在和繁衍的机制。

作为茫茫大众中的一个籽粒，我亦难以规避对音乐剧的一见钟情式的昏爱。不知是幸或不幸，当靠着旁敲侧击的方式，微微瞥着了一点音乐剧的零星碎屑，便立马催化了爱意里的激情与依恋。与己而言，大概也是与领受过音乐剧之好的大家伙而言，如此的演剧形式似能与观者达成了一份瞬时而就的契约，那里头有着可持续的欢喜，和可兑现的避世的空间。

为什么你有这个机能，能进入到对音乐剧的泛爱中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的金复载教授在对公众的讲座里将其归因到音乐剧对不同艺术形式的聚合上头。音乐剧确是一个杂合的产物，里头裹着市面上畅行的音乐语汇、或规矩或新奇的戏剧元素、热闹与恣意的肢体动作，甚至多媒体、新媒体和其他各类艺术形式。这种揉合使得偏好其中任何一种形式的观众都能走过来看上一眼，他们带着自己既有的喜爱进入，进而再延伸出一种新鲜的爱来。

聚合却是一道方便之门，无论是对剧目的制作商还是对观众而言。对制作者，各类元素的参与使得音乐剧变成了趋向于真正的超现实的表达方式，这种超脱陈规的不断拿来的拼接工作，使得音乐剧能从任何一个节点上开始衍化，“自圆其说”的达成自我。对于观者，揉捏后的表达提供了一种新语法，它改写了舞台空间的秩序，继而暗暗的变更了物质时代里干而瘪的心灵空间。

音乐剧对于制作者（或者说是其背后的产业操弄者）的“超现实潜质”使得各类元素，包括艺术的与技术的、物质的与观念的、经验的与文化的、理智的与情绪的统统获得了平等的地位。音乐剧的制作者，打消了各类元素之间的或厚或薄的樊篱，使得这些彼时不相干的元素们，一道坐到了最最民主的圆桌上，继而在一个元素的率先刺激下，或者几个元素的共同调弄下，开始一场没有语法的对话。

一般人以为，音乐剧是拿音乐作灵魂，以戏剧为框架的剧目形式，但由于这种聚合下的“超现实潜质”，使得这种定义显得有些不靠谱。譬如，大家伙普遍有所接触的韦伯名作《猫》（期间的唱段Memory已在公众的听觉空间里泛滥成灾），似乎已经不是一种讲得出名堂来的戏剧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陶辛教授以其一贯的风趣，将之称为“虽然也有角色也有情节，但与其说这是一部‘戏剧’，还不如说是一场猫眯造型的化妆歌舞秀。”

音乐剧对于观众（或者说领受其意味和好处的公众）的“超现实潜质”使得我们昏倦的耳目，汲获到一种亟需被接收到的信息——一种从现实中抽取的，纯然“显示现实”又讨巧的“改变现实时空”的信息。金复载教授说“音乐剧是一种时尚”。然而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种“反常的、长效的、在新空间里被制造出来的时尚”，而这种时尚的制造，这种给予观众的好处，正是基于音乐剧的“超现实潜质”。

试想，是否还有另一种普遍的舞台样式能够轻松的让舞台行动暂停，接着切入旁观化（客观）的或者源自角色这一瞬间感受（主观）的音乐或唱段。在这一点上，音乐剧是特殊的，它使得观众领受到了一种不断被冲击的时空，这个时空中，情绪是如此直露的表达出来，是如此的被瞩目、被谛听、被观照、被分享、被分担、被观众集体参与。

确乎，大量的流行音乐也在做着类似的——切断逻辑化的世界，让情绪直露的努力。但是一般的流行音乐（除非在某些概念化的专辑中或者在特别个性化的歌手身上）都在传达一种邀请你融合进入，和歌者合二为一的努力。这种方式，与音乐剧音乐或唱段是决然不同的，后者的唱段是一种有角色的，有境遇的表达，它是请你外观的，你是否有心进入，是你自己的事情，并非它的霸权。

这种效果放之于舞台，便能达成一种绝佳的“间离”效果，而“间离”这一基本的舞台逻辑，也让舞台获得了塑造取材于现实，又漂浮在现实之上的“超现实”的功能。而观众呢，多半或陶醉在这种超越里，迷恋在这种与真实如此亲而又如此飘逸的体验中。

如是，音乐剧这种“怪陆子”的舞台样式，靠着聚合而达成的超现实潜质，屡屡牵住了市场与公众的心弦。然而，亦当警惕这种潜质背后的问题，譬如，既然它对艺术的至关重要的元素——“形式”是如此的不惜，那它究竟是艺术还是娱乐？是可定义的还是会随时就“时尚”起来，从而难于琢磨和不可观察的？

至于这些疑点，还得靠着更多的本土和新进的实践来陆续回答。但对音乐剧的致命的爱恋，必然是稳定而可不断发展的。因而，祝音乐剧好运，祝我们的爱人好运。

为艺术服务的人们，原因温文尔雅地阐发艺术的好，以使你我的生活去伪存真，给予你我足够的心情和定性，去好好地体验生活内外的美，领受其间暗涌的善。

达成这一过程，需有两个必要条件。其一：艺术是有好处的，并且能有一种可能，让蓄藏的好处传播出去，惠及他者。其二：服务于艺术的人能够识别这种好，能够理智的面对以艺术为名的种种，并有能力去解释和阐发艺术可能拥有着的好。

要实现第一个条件，必须明晰“好”的约定。一册名曰《艺术有什么用》（what good are the arts）的书，帮着大家排除臆测出的艺术之好，通过广泛的证据，揭示大家的妄断与成见。然而，艺术的“好”究竟当作如何的定义？假设艺术的确无法致人聪慧与善良，是否就能据此证实艺术之好的不存在？

源头的不清晰，必然引发后续广泛的误会，亦使更多的人得到机会，去误用或操弄艺术。那些貌似在为艺术服务的族群里，就会出现反客为主的角色，凭着缺乏良心的修辞和对民智未启的确信，这些人跳窜出来，一手牵住艺术的手足，一手捂住公众的双目。

这些人群挟艺术之名，以号令热爱美与尊重善的公众。这个过程，给出一种催眠的效果，不是为公众祛昧，却是在为周遭喷洒雾气。这些人，让艺术为他们服务，通过广泛的不太靠谱的宣传（或称营销手段），来实现奴役艺术和欺瞒公众的效果。

台湾有一营销触手十分粗壮的“艺术”机构，得益于创办人的好脑袋与好伎俩，历多年而不倒，在文化疮痍的台湾岛，被民众奉为致好。这本不应置啄，反因存做案例，以给后续的艺术团体以启迪。然而，该团体在创作艺术和传递艺术之外，还有很多张牙舞爪的动作，这些剧烈的大动作，都裹着“艺术之好”的糖衣，而内里呢，不至苦涩，但却万般的空虚。

商业有一种拒斥良心的力，或者退一步说，商业上的善良与艺术上的善良是完全不同的。而现在呢，这一台籍机构，营造了一种暧昧之境，让人在商业的领域内，瞧见了花花绿绿，而这些虚造出来的靓丽，其实非常得不堪一击。

然而，带着宽容的心去看待，这样的行径其实还是无可置啄的。“艺术的好”却可自然流泻，但要传播这种好，让社会领受到它，却是有成本的，必须要有资产的参与。在没有政府与社会的无偿支援时，真得仗着自发的商业，去为艺术蓄力，为艺术之好开凿渠道。

然而呢，现实的情况总是叫人忧患，催人落泪的。譬如这家台籍机构的行为模式，早已落入了一重怪圈。这一怪圈的基本模式是：

“艺术之好的传达需要钱 ——钱靠商业来提供——商业靠与艺术杂交而实现——艺术要为这种杂交贡献自己的灵肉——贡献的方式就是放弃自身的好或者调低自己的好——甚至可以伪造自己的好——艺术去为商业鞍前马后的跑。”

在这样一模式中，艺术最终沦为商业的附庸。遗憾啊，一旦赚钱的行为开始，艺术家与为艺术服务的人就容易冲昏头脑，此后一切的善良都没得商量，一切的好都被不知怜惜的损耗。

……

      艺穗双周（fringe shanghai）宣誓要做为边缘艺术鞍前马后，今儿在和系里合作主办的研讨会上，议题转向社区艺术（Community art）。这样的主题，放到本土语境下极易给人跑调的感觉。试想，在艺术本身已经面目模糊、五官不整的本土，“社区艺术”必然会与“群文活动”杂交出一种非常主旋律的杂种出来，而这种“杂种”往往会滑出边缘艺术范畴，这种滑动，往往不是向内（靠近主流艺术），而恰恰是向外（往非艺术方向）进行的。

      我系一直本着包容的心肠来办事儿，很多场合、很多语境下，都会给出极度宽松的讨论空间。本次的研讨会亦在非常模糊不清的状态下进行，这种模糊在于对研讨议题本身的失控。

     检索一下便可知晓Community art在英文的语境下已经是一个概念相对明晰的词了——据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便有了定义（小威同学从维基百科上检索过）。而在本土的脑袋瓜子里面，社区艺术往往会与老年人集体蹦蹦调调、舞剑弄扇等紧密连接。这种本土的认知实际上存在“双重的混淆”，混淆了Community art，更混淆了art本身。

      在中式主旋律思维中，art是一种廉价的贱词，它可以与很多东西媾和在一起，比如和集体广播“器械操”、聚中看电视片、以图书阅览室翻报纸的方式去杀时间等等（这种认识误区在马局长的讲述中彰显的很充实）。简而言之，在中式的主旋律思维中，艺术本身就就是一种只有形式没有内核，甚至连形式都可以胡乱偷换的东西，老百姓吃饱了没事干后而发生的万千种种都可以归入艺术的框框。

     在此认知偏见上在叠加一个Community，只能更偏，没法歪打正着。

     在探讨会末尾，上海戏剧学院的孙先生做了相对中肯的讲述，使用城镇和乡村的概念来把社区艺术的内容一分为二，认为在年轻人中、在城市人口中，要做有创新诉求的Community art，相对的，在农村地块则保留代代传承的“模子戏”一样的“群众文化”形态。想想看，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有着那么多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他们需要的只是在闲暇时娱乐一下、撒欢一下，如果一些娱乐形式尚且是很有风格自成体系的，那么倒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团结人民，把他们往和谐社会里搞得催化剂。实际上，孙先生的意思在我这儿翻译一下就是——只要在城市人口中，在住得起小区的人群里面，让大家自己组织起来跳跳扇子舞，其他的事情，咱也甭操心，让老百姓自发的组织解决吧。

     相对的，港台“田野工作者”（借用老陶今天发言中的归类法）在实践和概念辨识上就要明白的多。香港的冯女士和梁女士都做了精神饱满的阐释，台湾来的几位也带来了“问题大岛”上艺术在社区中应用的实例和反思。开首做主题发言的潘克沙女士更是很有效的将主题抛了出来。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自个儿社区中的“艺术管理人”还接不住这抛出来的话茬子，说着说着就跑调了。

     从上海理工大学过来一位的男生抓牢了一个提问机会问到了研讨会中存在的概念问题，他的问题七扭八歪的很不明确，然而他说大家不是在谈一回事情，这倒是对的。答复这个问题时，有讲者指出——这不是存在那个或者存在这个的问题，我们需要多种并存。也有讲者提出——我们需要在收获新知后再去反省检讨一下，看看那里面有多少是可以和我们生活的环境相结合的，然后再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慢慢的结合他者的优点、扬弃自身的状态。

     其实呢，冷静下来说，fringe和咱们系在设计这场研讨会时，必定已经意识到了那位理工大学男生所提出的问题，因而在上午的第二个议程上便给出了名为“不同文化及政策环境下的社区艺术发展”的研讨单元。

     不说别的了，有人讲“参差多态便是幸福”，那或许是对的。但是啊，仍然希望，并且愿意用实践的方式去操作（当然我知道对我这么执行力底下的人来讲，亲历亲为的可能很低）以期在我们的社区中可以多些有art味道的Community art来。